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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白书牵出高校青年教师烦恼

发布时间:2020-07-13 19:40:06 阅读: 来源:电剪刀厂家

周鼎在给学生上课

“现在回过头来,还能做的事情就是:在经历这样一个事件之后,重新去认识自己对这个社会的贡献究竟在哪里。”

2月4日下午,在电话的另一头,四川大学教师周鼎这样对法治周末记者说。就在2014年年底,一封“自白书”让曾获川大第六届本科教学优秀奖“二等奖”的他在网上迅速走红。

“从前,科研是副业;现在,教学是副业。”“一个相信讲好一门课比写好一篇论文更重要的人,今夜死去了。”在“自白书”中,周鼎如此书写自己对高校现状的种种失望,而这也引发了不少高校青年教师的共鸣。

东南大学青年教师李志(化名)就在看到自白书的第一时间,在微信朋友圈里进行了转发。

“我觉得说出了老师们的心声。”李志说,“因为现在高校教育系统、考核指标比较奇怪,完全以科研为导向。大家成天忙于应付,没有心思去对待教学。他(周鼎)把老师们的困境都说出来了。”

早在2012年,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廉思就曾对高校青年教师生存状况进行调查,并发布了名为《工蜂》的调查报告。但时至今日,报告中提出的青年教师面临的诸多问题似乎仍未改善。

高校教师“副业”之惑

“从前,科研是副业;现在,教学是副业”

对于高校教师来说,科研和教学无疑是最主要的两项工作,而这也成为周鼎在自白书中“吐槽”的重点。

李志就对周鼎在“自白书”中的一句话深有同感——“从前,科研是副业;现在,教学是副业”。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当老师的时候把课上好,自己想写就写,不想写就不写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而现在很少谈论你的课怎么样,而是你的科研怎么样。”李志说。

不过,青年教师们并不否认科研的重要性。

西北某大学青年教师于欣(化名)就表示,和中小学老师不同,高校老师“一定是要教学和科研相结合的”。如果总结二者的关系那就是:科研是教学的基础。

于欣对此深有体会。

她拿自己的经历现身说法,刚开始上台讲课时,备课会有很大压力。“像现在进高校的门槛就是博士,但实际上博士研究的课题范围是很小很窄的。而要给本科生授课,你需要的知识面是很广的。”她解释说。

“我现在的感触是,我特别熟的东西,上起课来游刃有余,学生听的效果也好。不熟的东西,我讲得累,学生听得也累。所以,科研做不好,教学别想做好。”于欣说。

事实上,周鼎也同样表达了“科研不一定是发表多少篇论文,但科研一定是讲好课的基础”的观点。他同时澄清,自己一直对科研很用心。“我不是对科研不感兴趣,只是对科研的量化不感兴趣。”他解释说。

周鼎表示,在较为宽松的环境中,很多人乐于把科研成果转化为教学成果。但在量化考核体系严格的束缚之下,人们就必须考虑,精力如何分配?少数杰出教师,科研教学都能兼顾,但大多数人恐怕难以做到。

李志同样告诉记者,如今高校老师在教学科研方面基本上没有选择的自由,必须按照学校的考核指标来完成自己的工作任务。

“像我是喜欢做科研的,但不等于喜欢被他们考核。由兴趣而生的东西变成了你不但要做,而且要做官方体系要求的东西,你就会觉得一点都没有自由。连学术都没有自由,你的职业还有什么意思呢?”李志抛出一个反问。

“对于教师可以有一定的评价体系,但一定要宽泛一点,要人性化一点,让每个教师都有在教学、科研上的追求”。周鼎说。

卡在晋升通道上的科研“硬杠”

如果翻看各高校每年的科研总结,会发现发表论文的老师几乎都是准备晋升职称的,一旦职称评完就很少再发

相对于科研和教学孰轻孰重,于欣认为,更能引发高校青年教师共鸣的,是青年教师们职称晋升比较难的问题。

“对于青年教师来讲,大家普遍感觉评副高职称比评正高职称要难。这个台阶过去了,评的就容易了。”于欣已经入职两年多,和很多青年教师一样还未评上副高级职称。

晋升难集中反映在对科研的要求上,用于欣的话,是“走得比较极端”。

李志也告诉记者,在如今各大高校对教师的职称评定中,科研处于一种水涨船高的态势。虽然在教学方面也会有要求,但“从来不会因为老师胜任教学就能够评上职称”。

“它有一系列科研的‘硬杠杠’。不是说‘硬杠杠’不对,而是它人为地拔高了科研的要求。它不考虑实际的困难和问题,一味地追求SSCI(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这些形式上的要求,不管里面的内容怎么样,只看你的成绩和数量。”李志说。

不过,在于欣看来,职称评价体系确实有它的问题,但不能一棍子打死。

“讲课这个事情,谁来评价?像‘重视课堂教学’这样的口号可以喊,但没有办法量化它。而科研就很容易量化。”于欣说,“但是科研的话,很多学校只重视论文。”

于欣拿自己所在的学校举例称,如果是以讲师晋升副高,在项目方面只要求一个省部级以上项目,但做得再多也没有加分。而论文则不同,发得越多,分数越高。所以老师们多会选择发论文而非做项目。

于欣还提到一个现象:如果翻看各高校每年的科研总结,会发现发表论文的老师几乎都是准备晋升职称的,一旦职称评完就很少再发。

这也推动了论文指标的水涨船高。“比如说前两年,可能三篇核心就可以评副高,但是现在四篇、五篇都不够。”于欣说。

但论文并不好发。事实上,根据廉思的调查,有超过三分之二的青年教师认为人际关系与职称会对论文发表产生重要影响。这也意味着,青年教师存在因自己人际关系少、职称较低等劣势而导致论文发表困难的风险。

除了科研,关于教学的评价体系也往往不甚科学。周鼎在晋升职称时就碰到了类似问题。

据了解,周鼎参加的是学校为一线教师晋升教学型职称开设的绿色通道,没有通过的原因有两个:工作量不够和工作年限不够。

周鼎认为,政治、英语等公共课和自己教授的通识教育的公共课付出的劳动不是在一个领域里的,不能用同一标准衡量。但实际上学校只认课时。这样的结果就是,在工作量上“人家1年,我们要5年”。

“如果职称评审最后变成选拔在这个领域工作时间最长、课时最多的人,这是在选劳模不是在评职称。”周鼎说,课上得多的不一定是课上得好的,这样的政策最终还是落入论资排辈的怪圈。

一些青年教师“被逼”兼职

相比金融、科技等领域的智力劳动者,普通青年教师的年工资收入明显偏低

在上述情况下,高校青年教师们的压力不言自明。

来自《工蜂》报告的调查结果显示,超过九成受访者感觉有压力。其中,“科研任务”“教学任务”“家庭经济收入”“职务/职称晋升”等成为造成青年教师压力较大的主要原因。可以说,科研、教学、收入成为当今青年教师所背负的“三座大山”。

“科研做不好,文章发不出来,职称评不上去,这是一个问题。科研做不好,对问题认识不深刻,知识储备不完善,(导致)教学搞不好,这是另一个问题。”于欣告诉记者,科研搞不好很痛苦,搞得好则一顺百顺。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高校青年教师的经济压力依然不容小觑。

“高校教师的待遇是非常低的,至少在我们学校是这样的。尤其是到了养家糊口的年龄,如果单凭工资,温饱估计我都解决不了。”于欣说,她的收入为基本工资加绩效工资,“但是加下来也很低”。

前述调查也显示,高校青年教师年工资收人呈“尖峰薄尾”的拟正态分布。总体来讲,年工资收人在3万至6万元是主体,接近调查总体的80%。相比金融、科技等领域的智力劳动者,普通青年教师的年工资收入明显偏低。

于欣还特别提到,由于发表论文一定程度上依赖于自己的人脉关系,因此还需要相应的“潜规则”支出。

“这个在学术圈已经是公开的秘密。这些支出很多都是以版面费的形式,现在水涨船高,以你的工资交,肯定是不够的。所以青年教师中‘啃老’的也不是一个两个。”于欣说。

因此,经济上的压力也倒逼一些青年教师向现实妥协,于欣就直言自己已有兼职的打算。

事实上,廉思也曾讲过类似的故事:一个学法律的老师在其他同事做兼职的时候,唯有他只做科研和教学。有一次他的一个在外做培训的同学因为有事,让他帮忙代课,一次课挣了8000元。回来之后这位老师说,以后有这种事情还让我去。

“他的同学对他说:‘你是我们所有人中唯一一个还有法律理想的人,你要是对命运妥协了,那我们就更没希望了。’”廉思说。

因此,正如《工蜂》报告中所指出的,就高校具体的学术环境(学校管理制度)来说,高校青年教师对当前晋升制度、薪酬体系、科研管理、绩效考核等高校管理制度普遍评价较低。

其中,在被问及“您本人是否愿意从事目前的高校教师工作”时,回答“否”的占近7成——大多数青年教师不愿意从事目前的职业。报告指出,这种心理暗示会对青年教师的职业生涯和工作态度造成影响。

不深入改革,烦恼难消

好比引进了一种植物,却没有引进这种植物的土壤,这种模式就产生了变本加厉的影响

“未来应该会朝着好的方向去改善。”在谈到对未来的预期时,于欣说。但她同时也表示,未来高校青年教师面临的竞争也会越来越激烈。

“因为所有的待遇都是和职称挂钩的。现在进高校门槛比较高,能够进来大家水平都差不多,竞争肯定会很激烈。现在评副高比正高要难,就是因为积压的人太多。我觉得短期之内可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于欣说。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今天很多人谈到我的自白书也好,青年教师现状也好,都忽视了这背后更重要的根源。”在周鼎看来,找到背后的根源所在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真正要命的地方,不在于我交出的这样一个有代表性的案例有多大的说服力,反映了多大程度上的真相,而在于现在所有的高校都千篇一律:每个高校都处在共同的考核体系下,而且这一体系放到学校本身来说,同样忽视每个专业各自的特点,是一种大一统的管理模式。”周鼎说。

周鼎称,在这种“大一统”的管理模式背后,是20世纪美国式的大学成为全世界大学效仿的对象,中国也引进了各种排名制度和量化管理机制,而这才是根源所在——因为中国大学在“美国化”的同时,却没有相应的制衡机制。

“好比引进了一种植物,却没有引进这种植物的土壤,这种模式就产生了变本加厉的影响。”他打了个比方。

“如果追求大一统的、官僚主义的管理模式,中国大学就会变得骑虎难下,彻底以这种科研导向作为运作的目标。”周鼎说。

他认为,这些年来,大学的改革从培养目标上一直在改,但“根子”却没有变。“大学始终是国家体制下的一个部门,校领导都是有行政职能的。这就涉及一个很敏感的话题:去行政化。”

周鼎还举例说,在川大,校长对通识教育非常重视,也正因为校长的重视,教务处等部门才有了改革思路。

但在实施过程中,改革在他看来还是“变了形”——一些好的思路在改革过程中,受到了很大的约束,最后往往是事倍功半。

“校长也不是万能的。”周鼎说。(记者 潘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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