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唐英年香港唯有努力比别人做得更好dd-【新闻】

专访唐英年：香港唯有努力比别人做得更好

出生于纺织业世家的唐英年，于美国完成学业后，一直协助打理家族生意。1997年香港回归后，唐英年获时任行政长官董建华邀请进入行政会议；2002年正式加入特区政府班底，出任香港工商及科技局局长，之后又接连出任特区财政司司长和政务司司长。

2011年，唐英年与新一届香港特首失之交臂。此后，唐英年从政坛隐退，回归家族产业，目前他的角色更多的是商人兼慈善家。当被问及会否再度出山，竞逐2017年香港特首时，他连连摇头，笑言“好马不吃回头草”。

《第一财经日报》日前专访了唐英年。他认为，现在特区政府遇到的一些困难，是前几届政府累积到现在没有来得及解决的问题。特区政府应该更多倾听不同团体的意见，在推行政策前多与市民沟通，建立起互信的基础。在谈到对香港未来信心打分时，他给出了7分，他相信香港人有危机感、进取心，无论环境有多困难总能生存下来。

政府应该虚心争取每一张选票

第一财经日报：香港过去一两年，社会矛盾激化得比较厉害，你觉得香港是否出现了管制危机？

唐英年：这届特区政府开局时遇到了较多的困难，过去两年多都很努力地工作，推出的政策也都是市民关心的问题，例如房屋、医疗、教育等方面。为何推出了这么多市民关心的政策，还会面临这么多挑战呢？

首先有大环境的原因，如今全球政府都面临相对艰巨的情况，互联网和新闻媒体带来的资讯爆棚，令市民可以轻易知道政府哪些工作有不妥或遗漏，市民对政府的要求高了，问责多了。

其次这届特区政府理应团结不同党派人士，这届特区政府在这方面做得不够，让市民感觉特区政府没有在努力团结这个社会。

不同党派为争取选票一定会有矛盾，这些都是浅层的社会内部矛盾，每个社会都是如此。大家都想“攞彩”（获得彩头），让别人尤其是选民知道自己有所贡献，不想自己提了建议却让别人抢到荣誉。

特区政府总部门口的围栏

日报：你提到如今市民对政府的要求高了，问责多了，政府要怎么做才能赢得市民的信任，更好地推行各项政策呢？

唐英年：现在特区政府提出开发新界东北，计划多建一些房屋，让更多的基层市民受益，这原本是政府应该做的事情，却遭遇很多阻碍。这其实是市民向政府表达不满的一种方式，由于彼此缺乏互信，如今无论政府做什么事情，市民都会用怀疑的态度来对待，这使得政府很多计划难以推行。政府在推行政策前应该多与市民沟通，彼此建立起互信的基础。

我举个例子，特区政府总部门口新建了一个围栏，没有事先公布也没有任何解释就这么建起来了。大家觉得作为开放性的政府，大门应该是常开的，现在门外建起围栏就自相矛盾了。但开放型政府的深层次意义是政府与市民有契约，政府欢迎市民提出建议，所以周边不应建很多围栏和设置阻碍，可现在市民来破坏政府大门，就等于破坏了彼此间的契约，那么政府就有责任保护自己的公共地方。问题是，特区政府本应就此向市民解释，如果政府对外解释不可能任由市民进行刑事毁坏和侵害公务员同事人身安全，市民应该是可以接受的。但政府没做任何解释，市民就会因此感到不满。

日报：有人认为现在特区政府遇到一些困难，是因为前几届政府有很多应该做的工作没有做，这些工作累积到现在，才造成目前的局面，你先后在三届特区政府中任职，对此有何看法？

每个政策制定都有利害

唐英年：我同意这种看法，每届政府都会有些应该做而没有做的事情累积到下一届政府，例如上一届政府没有多一点的建地和早点重建居屋，但这些问题都不容易解决。

在西方社会，例如美国总统，首届任期一般只会做很少事情，否则会影响连任。因为每次计划推出一个新政策的时候，肯定会有人得益，有人失利，得益人不会出来表扬政府，失利的人肯定会出来骂政府。

所以政府推出政策要分好先后顺序，我担任政务司的时候花了很多时间在西九龙规划上面，遇到的敏感问题之一是，如何确定十几个文化艺术设施的建设次序。为此我们向很多的团体进行了咨询，逐个去平衡，向他们解释我们这样做的意图。几个月后我们听完所有团体的意见后，再重新排列了顺序。由于我们事先做足了准备，推出方案后文化界基本上是接受的。每个政策的制定和推行都需要时间和耐性，要有足够的智慧去平衡各方利益。

金融服务业仍是传统优势产业

日报：如你所说，香港社会如今累积起许多的问题尚待解决，这些问题似乎已经影响到了香港的全局发展，拖累香港竞争力下滑，未来香港是否还有机会重振雄风？哪些产业的发展值得期待？

唐英年：金融服务业仍然是香港传统有优势的产业之一，香港在未来五年、十年或更长时间，要继续为国家做贡献，我觉得还是要靠金融服务业。2013年中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46.1%，国家改革开放在下一阶段必然要继续优化第二产业，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向OECD（经合组织）经济体系看齐，这些经济体系的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都在70%以上。香港金融业与国际接轨，有国际公信力，未来相信会有很好的发展前途。

新兴行业方面，有一个香港已经做得很成功，那就是红酒业。红酒与美食相辅相成，在这方面我觉得香港已经做到全球最好了。为什么这么说呢？举例来讲，香港的日本菜是除了日本之外全球做得最好的，如果在日本的日本菜100分，香港的日本美食可以达到90分~95分。

可是，你在日本想吃一顿好的意大利美食、中国美食甚至汉堡包都是很不容易的；反过来，你在巴黎虽然可以轻易吃到好的法国餐，但不容易吃到好的日本美食，要是想找地道的中国美食那就更难了。所以论种类和质量，我都觉得香港是最好的。这一产业如今就业人数多了很多，发展亦到了新水平。

努力保持金融中心地位

日报：其实不单是工业产品制造面临挑战，目前中国金融业开放有加快的趋势，香港作为桥梁代理人的角色会否也受到冲击？

唐英年：中国开放人民币服务是在2003年，当时我与任志刚（香港金管局原总裁）先生两人合作默契，设计了一个未来的发展蓝图，要Stay ahead of the curve，也就是说要比别人先走一步，要有前瞻性。我们想出一套方案，要将香港发展为中国的人民币中心，即使人民币将来自由兑换、成为储备货币，我们仍然可以保持金融中心的地位。

人民币国际化启动之初是由一点进入，以香港作为辐射中心，但现在是全网铺开了，一旦铺开就容易失控。因为人民币还没有完全自由开放，渠道开得越多，可控性就越低。别人如果要冲击一些开放性的货币，到时候你要如何防守。1998年时老虎基金曾经要想冲击港币，当时香港外汇储备有2万亿港元，听上去很充足，但是外面的基金加在一起有几十万亿，如果合力冲击的话肯定很麻烦，当然这样的概率很小，因为有人看空就有人看多，但将来的冲击会越来越多。

不过现在既然已经铺开了，“苏州过后没艇搭”，香港唯有自强不息，努力比别人做得更好。当然我们的流通渠道比别人大很多，目前处于优势，未来要进一步强化，增强两个股票市场的沟通。

就像现在的沪港通，寻找一个价格发现机制，这对上海的股票市场是有好处的，市场会更加透明、价格发现机制更好。最主要的要明确股票市场的目标，香港股票市场的目标首要是保护小投资者权益，不受大投资者欺负，不被一些信息误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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